清明祭母文：慈母深知儿女心

　　1957年我19岁，由小学教师调到县政府任办事员。年底征兵时，经过体检、政审、考核，符合进军校条件，保送我去总后勤部天津汽车学校学习。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舍不得我离家参军，任我怎么说也不答应。还反复地对我说：“你在县政府工作离家十里地，一个星期就能回家一次，当兵去那么远，你就不想妈?”可我早就想参军，这次保送进军校机会难得，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我只好请汽车学校接我们的申参谋两次去我家做母亲的工作，母亲终于让步了，条件是服役期满必须回来，我高高兴兴地进了天津汽车学校。

　　1959年初，我正在汽车学校学习，预选飞行员合格，先后进入长春空军预备学校和锦州空军第三航校学习。1960年我弟弟参军，后来也提干留在部队，母亲又多了一份挂念。1961年我从航校毕业提干后，分配到空军航空兵部队，安排新飞行员探家时，领导照顾我安排在第一批，包括途中共6天时间，在家只呆了三天就返回了部队。临走时，母亲对我说：“这几年看到咱们庄几个参军的，家里拍一个假电报说父亲或母亲病重就能回来几天。我太想你的时候，也想给你拍个这样的电报，又怕你着急，开飞机出事，一直没敢给你拍”。我对母亲说：“没拍假电报就好，以后也不能拍假电报。我现在虽然当了飞行员，还不能打仗，在战斗机上还要再飞三、四年，能参加战备值班了，才能探家、结婚。”母亲流着泪对我说：“这些我也明白，在旧社会咱家穷，你讨过饭;新社会你当上飞行员，全家都光彩。县里、公社来的干部到咱庄，都来看望我，年节还来慰问，我很知足。你们在外边好好的，我就放心了，不会给你拍假电报。”母亲的话既让我心里踏实，又让我心存感激。母亲虽然没念过书，连名字也没有，遇到事情，却总是顾大局识大体通情达理。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钻研飞行技术战术，回报党和部队的培养教育之恩，也让年迈多病的母亲放心。

　　1971年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当时我所在的南京军区空军机关和部队被列为重灾区，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我参加专案组工作五年，担任我所在的空军航空兵某师专案组组长，一直未能探家。专案工作结束后，于1976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从浙江调到山西雁北地区，两个月后发生唐山大地震。我家离唐山只有一百多公里，房子被震坏。母亲从夏到秋，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小山上住帐篷，身体越来越差。当时部队规定4年探家一次，我早已超过了规定的探家年限。可是唐山地震后，我国的“三北”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形势非常紧张，苏军经常在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当时我担任战备飞行大队政委，怎能向领导请假?由于我已经7年没有探家，母亲体弱多病，就更加思念。后来回家时听说，母亲曾几次搭车去县城想给我拍电报，到了邮局又犹豫起来，怕我接到电报不能回家，反而影响工作，每次又都打消了拍电报的念头。

　　1977年春，我接到家里自从我参军后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电报：“母病危速归!”我心里明白，母亲病情一定很严重，不然家里是不会给我拍电报的。我归心似箭地赶到家时，母亲已经不认识我了。在母亲病情加重，头脑还清醒时，只同意给我弟弟拍电报，我的电报是在母亲出现昏迷后才拍的。我到家时，弟弟从福建赶回家已经六天了。母亲在昏迷中一直喊着我的乳名，直到去世。

　　在母亲病逝的前一天，我想到，母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可10天的假期只剩3天了，部队战备任务很重，提前几天回部队，工作少受些影响。母亲病逝时再请几天假回家一次。于是我买好第二天早晨的汽车票后，流着泪告诉昏迷中的母亲：“明天我要回部队了，过些时候再来看您”。母亲似乎毫无反映，可就在这瞬间，母亲的眼角流出两行热泪。是牵挂、是难舍、还是生离死别……，就在当天的后半夜，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母亲的面容看上去是那么宁静、安祥，似乎是听懂了我的话，不愿意让我多往返一次。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还经常想 ：参军前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特别是解放前，我家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解放了，生活好了，父亲又因为劳累成疾，过早地病逝。母亲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我们上学。参军后的二十年里，探亲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一个月，在我参军后，母亲每到腊月，都盼望我能回家过上一个团圆年，可每年又都让母亲的企盼落了空，母亲在这二十个除夕夜，都是在以泪洗面中度过的。我在参军后到母亲病逝的二十年里，不仅没有在家过上一个春节，连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也没有在家过上一个;而最后一次探家的间隔竟长达八年。这后二十年，正是母亲体弱多病，最需要精神上慰藉和生活上照顾的人生晚年，而我却没有做到。想到这些,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流下羞愧的眼泪。

　　杨佐琪 满族 生于1938年 曾任小学教师、县政府办事员、学员、飞行员、飞行大队政委、团副政委 1998年退休。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员、中国奚族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