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出生在原四川巴县冬笋镇，这是紧邻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曾经繁华、风光过的水陆码头。

　　父亲是伴着大革命时代北伐战争隆隆的枪炮声来到世上的，身上似乎注定带了些顽皮的因子。比如小时候他和我隔房二爸一起偷橘，两人背着割草背篼，相互掩护，偷摘果农的果子。他们比一般小孩胆大而机敏，在声东击西的配合中往往成功。

　　父亲的童年有车船，有大河，有一大帮追随他和二爸的顽童。如果就这样没有章法的继续下去，我父亲或许就废了。

　　我祖父母都是良善之人，是不能听任儿子走歪道的。祖父一声吆喝下跪、祖母一把眼泪的责备，父亲就再也没有犯过此类错误。今天来看，我祖父母的这个教育实在是简单粗暴，但效果非常好，比今天的独生子女教育少花心血得多。以后我父亲成了还算好人的好人，祖父母实在是功不可没。

　　也许是看我父亲机灵懂事，孺子可教，祖父全家省吃俭用着把他送到当地最高学府——原巴县明诚中学读书。我父亲的书读得并不高，因为家穷，更因为家里还有一个患过小儿麻皮症而不良于行的三叔，只能通过读书去吃笔墨饭，所以我父亲初中没毕业就停学了。

　　父亲也无怨言，他很能体谅父母的苦心，也爱着自己瘸腿的弟弟。更何况，他大哥我大伯，为了全家，根本就没有书读，天天跟着老祖父劳动。父亲从此也跟着祖父大哥下地干活了。

　　那个年代，进过一天中学门口也算是受过教育的人，各家族都有帮扶族内读书人的传统。所以我父亲在族人的帮助下，到南川做起了教书先生。这在当时是一个体面的职业。

　　顺便叨叨一下，我们邹氏始祖是湖广填四川时从湖北孝感迁来巴县的。至抗战末，已发展成当地的大姓了。我祖父那辈，也有书读得好的，也有在社会上混了一官半职的。比如帮我父亲解放前弄得教书这个差事的，就是曾在当时重庆国民党市党部供职的一个近亲。

　　这个教书生涯让我父亲早早就开始得到锻炼，而且我推测他肯定是边教书边自学上进。因为我小时看见过父亲小阁楼上的藏书，其中就有线装的《古文观止》类的书籍。他当了一辈子孩儿王而没有误人子弟，当与此有关。

　　父亲后来辗转到江津原九龙乡下教书，娶了我母亲。母亲娘家条件好，我外祖父是江津油溪小镇上一个生产酒精和挂面的老板。我母亲也是老师，两人就这样在当地一教就是几十年，真正叫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解放初，我父亲得了三个女儿，生活条件也好，于是把我祖母从老家接来短住。三十余里的地，是雇滑竿抬来的，这是解放前只有财主乡绅才有的做派。我父亲不管，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因为祖母的小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父亲是要让辛劳了一生的祖母体会一下被人伺候着的尊贵滋味。

　　我大姐、二姐出生的时候，像花一样漂亮。父亲也特别宠她们，经常为她们弄肉丸子吃，这弄得邻居都很羡慕。当时父亲显然低估了以后的困难，我们家，共得三男三女六子妹。父母两人的工资七十多元，几十年不涨。全家八口过着城镇户口什么都靠买的生活，每月还要拿出两元来赡养风烛残年的祖父母，这实在是难为了我那小时候没有受过穷的母亲了。母亲精打细算，操碎了心。为此，我父亲也放弃了个人的一切爱好，为了生计而去钓鱼、去打鸟、甚至向生产队要点撂荒的地去种菜。

　　那种几十年看不到变化和希望的生活肯定最难熬，我从小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严肃有余而和蔼可亲不足的人。其实不然，他年轻的时候相当活泼，爱交朋友爱打球，和同样年轻着的老师们打平伙享受生活，男女老师都很喜欢他。只是后来我们子妹多了，生活压力太大，他才开始沉默起来。

　　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一身正气和祖母的勤劳善良。记得小时候农村闹饥荒，学校边住着的一户人家，粮食断了顿，天天吃一种牛皮菜度日。那家有个三岁的女儿，饿得皮包骨。父亲召集全家一起，表情非常凝重的通报了这个情况，并决定每天从我们不多的稀饭里匀出一小碗，一直给那家送到新粮出来。我们算是很早就受过爱与奉献的教育的。

　　管了吃穿后，我父母在子女教育上很少花工夫，倒是教别人的孩子很尽心。我父母撑起的这所小学，教学质量一直很好。附近其他生产大队的适龄儿童也跑到我父母所在的学校来就读，因为他们觉得我父母教书好，人也好。后来我在给我父亲的祭文里曾写到“启我童蒙，泽施一方”，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

　　父亲的一生，盘点起来好像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其实也不然，比如我父亲解放前夕，曾被溃退的国民党士兵当作解放军探子抓住过，又凭自己的机敏逃脱了。解放初，部队来老家招铁道兵，父亲居然被招兵的领导许为入伍就当班长，因为首长看中了我父亲有文化有见识。当然我父亲后来没有去部队，他不愿意离开父母而远游去求个人的发展。父亲在九龙乡的教书生涯中，还做过两件足堪我们子女引以为豪的事情。他曾攀着井壁下井救起过落水学生，也曾在乡邻失火时挺身而出，用一块长木头英勇而威武地断过火道。那个年代媒体不发达，否则单凭这两点，我想我父亲在公众中一定会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

　　父亲用他从上辈那里学得的做人操守，形成了他的价值观念。他最后以一个普通小学老师的身份，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他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传承和家教，使我们六子妹成年后虽不说有多大作为，但起码个个都成长为品行端方的人。

　　掐指一算，我父亲在他的人生暮年给过我一个特别的关心。我是家中的长子，小时候父亲外出赶集什么的，总爱带上我，可能是希望我多一些人情世故的历练。我七六年高中毕业，父亲通过关系把我下到了原江津福寿公社当知青，因为这里稻谷一年分得多一点。临下乡前，父亲找我作过一个简短的谈话，至今我都记得：“老四，你到生产队上班，如果抬石头，上坡要抬前边，下坡要抬后头哈。”父亲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人生刚刚五十岁。可惜我当初毛头小青年，呆头呆脑，虽然能够听懂，但是却不全懂父亲这简短的话语背后更深刻的东西。

　　一九七九年，是我人生永远的、最痛楚的日子。我那劳苦了一生的父亲，因为肺癌离开了我们，永远休息了。他享年不算高，五十三岁，是人民教师清贫的、奉献的一生。

　　我父亲是在老家土葬的。墓地由他自己生前选好：一个小山岗，可以望到日夜流淌的长江。父亲或许是用这种方式，回归养育过他的一方水土，也是去陪伴先他而走的祖父母。他从此可以永远谛听长江水的流淌了。

　　我接触过文学和美术作品里的“父亲”形象，总觉得怎么表现都没有完尽。“父亲”是什么呢?是如山般的威严?如海般的博爱?还是一种厚重的责任和担当?

　　唉，冬笋坝，一个长江如带绕过的地方，一个我父亲和祖辈们长眠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