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我对川江号子有特别情结

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熊明 摄)

　　“这辈子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没把汉语学得很好。如果可以，我想找到当年教我汉语的老师，让她再重头教我一遍。”11月23日，来渝参加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开馆活动的荷兰前驻华大使杨乐兰，向记者讲述他难忘的重庆岁月。

　　谈趣事

　　“‘防空通行证’是我的护身符”

　　“当时，我是唯一定居在重庆城内的外国小孩，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周围的人对我也很好奇。”如今已84岁高龄的杨乐兰回忆，1939年12月底，他和母亲从香港坐飞机来到重庆，与父亲、当时的荷兰驻重庆外交代表(荷兰当时在重庆只设有办事处)杨连山会合。

　　那时候的重庆正饱受战争的摧残，日军的轰炸时刻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时的国民政府重庆防空司令部给外交官及其家属发放了“防空通行证”，允许他们到市内的防空洞内躲避空袭。杨乐兰记得，那时他的妈妈很害怕去那些躲避轰炸的掩体里，因为那里实在是太挤了。日本飞机飞来的时候，她就带着杨乐兰跑出去，平躺在外面空地上。

　　非常幸运的是，杨乐兰一家并没有在日军的狂轰乱炸中受伤。之后，杨乐兰就一直把那张贴有他照片的“防空通行证”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直至他退休。

　　在重庆的5个多月时间里，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每天早晨都会来教他学中文。“那位女士举止很有礼貌和修养，甚至有些害羞。只是我是个调皮的学生，并没有认真学习汉语，所以至今汉语也不怎么样。”说起往事，杨乐兰遗憾地笑了笑。

　　谈情感

　　“我对川江号子有特别的情结”

　　“我对川江号子有特别的情结。”杨乐兰回忆，在重庆时，他和父母曾经坐英国的一艘商船游览过三峡。

　　杨乐兰回忆，那艘商船的船长是英国人，水手都是中国人，因为船长对地理环境不熟，便找来一名中国船员导航。“那是一个长着长胡子的老人，他站在船头，凭借丰富的经验指挥商船在汹涌的江水中航行。而掌舵的人则根据老人手势驾驶轮船。”

　　在凶险的激流险滩中，杨乐兰还看到了岸边拉纤的纤夫，他们赤裸着上身，高喊“船工号子”，双脚在嶙峋的乱石中前行。这一幕给年幼的杨乐兰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出任驻华大使时，杨乐兰特意去买了一套“船工号子”的歌碟，并保存至今。

　　“我深信，在重庆的这段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在杨乐兰看来，当年在重庆短短5个多月的经历，不仅令他感到新鲜、刺激，更激发和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

　　杨乐兰说，在中国，特别是在重庆的那段岁月，他目睹了战时中国人民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日军的轰炸、随处可见的废墟、饥荒，还有贫穷、劳役、国民政府的腐败等等。但同时，也对身边的人们表现出的智慧、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感到敬佩。

　　多年以后，杨乐兰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个“中国通”。并于1962年至1966年，他在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工作。1986年至1992年，他又出任了荷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75年前，我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在1964年、1986年、2009年，又分别来过几次。看到了重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我将为两国，尤其是重庆和荷兰之间的交往牵线搭桥。”杨乐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