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流泪的白衬衫

　　橱柜里的那件白衬衫，早已经开始泛黄了，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宝贝一般地珍藏。安静时掐指细数，才发现它竟悄然伴我十余载春秋。

　　那时我还在念小学。在少不更事的年段里，一年之中有两个日子是特别期待的——年初的春节和年中的儿童节，因为这两个节日中都是有新衣服穿的。过年就更不待言，甚至能拿到难得的“压岁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西南乡村，生活并不富足。正当壮年的父亲在勤扒苦做、养家糊口的同时，火暴的脾气也与日俱增。隔三差五，家中必然争吵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常常是需要邻里的劝阻方才告休。文弱的母亲只得以泪洗面，那段生活是灰色的。

　　记得那年的夏日，也就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筹备过“六·一”节的时候，在一个惯常吵闹后的午夜，不堪重负的母亲偷偷喝下了剧毒的农药，等被我们发现时，药性早已发作，母亲口吐白沫、惨状吓人。还好因存放过久，农药的毒性失掉不少，加之医生行之有效的抢救和我撕心裂肺的哭喊，母亲终于死里逃生，被缓缓抢救过来。但本就矮小的她更加弱不禁风，整个人缩水似的迅速瘦下去。那个夏天我特别担心，总害怕夏季狂烈的风将母亲树叶一般地带走。

　　“六·一”很快迫近，因为承担了班里的文娱演出，加之要上台领取“三好学生”的奖状，我必须得有一件崭新的白衬衫。但家里此时的景况已不容许我再有这样“奢侈”的想法，我偷偷地着急，偷偷地伤悲。我不愿意让贫寒困苦的家再雪上加霜，同时又不希望错过演出和领奖。

　　母亲读出我的焦急来，她爱怜地注视着自己病后更加乖巧的我，细细地问我儿童节的日子。往年的“六·一”节，母亲必是要早早地为我准备衬衫和鞋子的。但今年不行了，她甚至还不能下地走路。

　　就在我暗地里准备向老师推掉演出任务并请假不参加儿童节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母亲径直叫我进了她的卧室，她艰难地支起整个身体，抖抖索索地从床头的箱子中抽出一个大大的塑料口袋来，然后郑重其事地递给我。

　　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一件爽新的白衬衫，甚至还能嗅出那原始的淡淡的清香味。我禁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

　　在那个时候，白衬衫似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颜色。我对它的渴望和珍视，是如此直接。

　　我顺利地参加了学校的演出，还捧回两张烫金的奖状。母亲拖着带病的身体，在姐姐的搀扶下，执拗地来到学校操场，万分“艰难”地观看我的演出。那时她恰好能下床行进，咳个不停。

　　演出一结束，我就手捧奖状直奔母亲。即便要承受众多难言的病痛，她依然笑靥如花。母亲跟姐姐一起站到操场上柳树下的角落里，默默地给我慰藉，畅快地分享我的胜利。

　　回家后，母亲就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惨白、直冒虚汗。姐姐偷偷告诉我——原来那令我“风光”的白衬衫，是母亲悄悄省下两天的药钱换来的。她瞒着全家人的视线，让姐姐买回衬衫来，却将一天要吃的药分成了两半，我们所有人都被母亲的“聪明”轻易骗过了。

　　整整过了大半年，母亲受伤的身体才慢慢复原。但却从此埋下诸多病根，头疾和胃病一起找上门来，时不时地折磨得她寝食难安。

　　农家生活的贫苦，使我过早地懂事，怀揣着父母的期望而从不敢懈怠。之后上中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

　　时光飞梭，岁月推移。家中的生活早已有了起色，年过半百的父母虽仍避不了拌嘴争吵，但已然没有了火药味。参加工作后第一年的春节，我用自己攒下的工资为父母各自购置了一套崭新的衣物，母亲的衣服尤为喜庆，是大红颜色的羽绒服。当我从行李箱中掏出衣服递给母亲时，她一边埋怨我浪费，一边忙不迭地已在镜前试穿起来，我分明读出她眼中的幸福，一如当年手捧白衬衫的我。

　　那件来之不易、分量极重的白衬衫，一直伴我到小学毕业。因为后来上中学后个子增高，短出一大截，才不得不收起来，但我却始终舍不得扔掉，更是好几次劝阻了母亲要拿去送人的好意。每年的夏日，我都拿它出来浆洗干净，然后叠好放到衣橱中。

　　虽只是一件惯常普通的旧衬衫，但在记忆的最深处，它俨然成了一处最赫然夺目的记号，记载着那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岁月，更记载着母亲即使在那样忧伤的时候仍然拼尽全力挤压出来的浓烈而执重的万般疼爱，于是总在倦怠的时刻给我莫大的温暖和力量。

　　谢子清，男，80后。曾以笔名耕夫、紫青、半缘君、知卿等在《芳草》《格言》《雨花》《杂文选刊》《文艺报》《重庆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余篇，获各级征文奖励30多项，系中国自由撰稿人协会会员。